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把皇后碼頭評為一級古蹟，是否保留還有待政府確定。就皇后碼頭應否保留，問題的焦點已不在於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有何重要，更深層次反映的是兩種價值的角力。
一種價值觀看重的是規劃與發展，正如孫明揚與有關政府官員，不斷重申政府立場，皇后碼頭採用先拆後重組的方案是經過專業團體而得出的結論。另一種來自文化界為主的價值觀，則強調對文化與歷史應有的尊重，不能以經濟發展壓倒文物保護。再加上去年12月政府強拆天星碼頭引來民間強烈反應，皇后碼頭之爭，已不在於此實物的歷史性，乃在於其象徵性。
一直以來，本港房地產市場主導經濟發展，舊有建築物要不斷清拆，才能騰出空間，讓嶄新物業落成。但近年來，此種技術性的發展主義開始受到質疑，「文化保育」意識提升，於是「集體記憶」突然成為港人的流行詞彙。
余秋雨認為城市發展需要文化大師，他有這樣的理解：「城市是大量非農業人口的聚居地，其間所發生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和文化活動，對外界具有足夠的可辨識性。」他看城市「足夠的可辨識性」在於時間和空間記憶的群體風格，這就構成了「城市的魅力」。環顧全球城市的發展，文化符號與城市的生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中環的地域性格，正如有論者認為，皇后碼頭不能孤立於大會堂，乃是與天星碼頭三足而立的現代主義建築群，構成了開放的公共空間，讓不同興趣、國籍、背景的人士行坐休憩。大會堂的文化氣味，某程度由皇后碼頭與天星碼頭提供了視野開闊的空間，內外塑造而成。
自天星事件發生後，政府應汲取教訓，就是了解不少知識分子對城市文化的想像力與以往不同。政府倘若沿用規劃發展的思維，不肯聆聽民間聲音，只會加增雙方矛盾，激發更不利於管治的民怨。
政府在權力運用方面，當然可以「企硬」來展示強勢領導，但將要為此而賠上更多人對政府的不滿，這是否值得？
筆者認為，政府可順應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的評級，尋找合宜方案作下台階，而不是硬闖；否則皇后碼頭事件必會不斷升溫，政府要為此而負上了「敵視文化」或「漠視民意」的惡名，那不利於政府建構的文化政策！面對要求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的民間訴求，也許政府要及早降溫，尋求妥協，讓此事有滿意的處理。「發展」價值與「保育」價值，兩者不一定要對立，也可共存，為的是要建立更美好的香港。（文匯論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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